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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核子华曦”，为何他开到哪儿，疫情就到哪儿？
最近，核子华曦这家企业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因为有人注意到了这家企业只要开到哪里，哪里就会疫情爆发。根据这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这家企业有很大的可能存在核算造假等违规情况。
为什么命中对于核子华曦反应这么大？
因为近国内受疫情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三年，每个民众都开始产生厌恶的情绪。民众也不是不相信政府的政策，也在积极配合抗议。但是对于一些故意制造疫情的企业一定不能放过。其实大众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只要结果公平公正，大家都可以接受。希望有关部门能找到在背后获取利益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次疫情早日结束，让广大民众早日过上正常的生活。
对于核子华曦造假要如何进行问责？
针对核子华曦的核酸造假事件，各地监管部门随后加大了对核酸检测机构的监管力度，严厉查处虚假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正如有媒体所说，核酸乱象仍在继续，疫情永无宁日。这就是我们对此类事件的态度，零容忍，严查严惩。一方面要加强对这些检测机构的监管，同时要有相应的问责措施。
为什么核子华曦能够如此猖狂？
我觉得核子华曦能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狂很可能是因为这家公司在成立之初就直接打通了当地的各种关系，并且趁机中标了这项工作，至于着里面有没有官商勾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后续还要经过调查才能清楚。唯一能确认的是，核子华曦之所以在每个地方都能畅通无阻，业务开展顺风顺水。这背后肯定牵扯了不少的利益。
核子华曦曾多次违规，多次警告后拒绝改正。结果，我只是被罚款了。我对自己的核酸检测工作非常敷衍。我为了利益而忽视了人们的安全，这也导致了损失。对防疫工作影响很大。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点。
在职教师课余时间给非本校本班学生补课赚钱，违规吗？
看了一些回答，有的是从合理性的角度，分析什么情况下合理，什么情况下不合理。 事实上，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合规不合规甚至，合不合法的问题。
按照教育部《 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
一、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二、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三、严禁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四、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五、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六、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在这六条规定中，已经非常明确，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补课，都是违规的——即使是非本班本校学生！
或许有人会问，给自己教的学生有偿补课，是因为可能出现“上课不讲补课讲”的问题，还有利用教师的身份，变相要求。事实上，从管理的角度，他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变通。比如，你给我班学生有偿补课，我给你班的学生有偿补课——这不是没有，已经查处过类似的事件。
所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只要是在职教师，只要是有偿补课，都属于“严禁”的范围！
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职教师，只要是面对学生的有偿补课，不管是本班的还是其他班的，也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其他学校的，都是违规行为！
既然是违规行为，那么，该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中明确了：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中小学校，视情节轻重，相应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格、撤消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在职中小学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
但各地为了进一步严厉打击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出台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发现一例，开除一例”的严法重典！
另一个问题，有偿补课是否涉嫌违法呢？
目前，《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按照法治精神，“法无禁止皆可为”——那么，在目前，有偿补课并不违法。但下一步，可能将会对《教师法》进行修改，相关的内容，完全可能纳入其中。
但我这里为什么还是要提出是否涉嫌违法的问题呢？两个方面。 一是有偿补课的收入，有没有报税。 如果没有报税，那么，就涉嫌违反了《税法》——这个收入，要按照个人所得税上交一定比例的税款的。想想木屑偷税漏税的明星吧！
二是在有偿补课中，有没有胁迫或者变相胁迫甚至暴力胁迫 ——如果有这些情节，那就可能会涉嫌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是《刑法》！
总之，不管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的有偿补课，已经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众口反对的重点，已经成为了教育发展的一颗毒瘤，若干的家长，被裹挟其中，不能全身而退。前段时间，有地方已经开除了6位有偿补课的老师，希望我们的同事，千万不要顶风！
这是不犯法的，也是非常合理的。
现在 社会 压力大，老师的工资水平又非常的低，就靠那一点工资去养活家人，在四线五线城市还可以，勉强还行。但是生活在一二线城市，那是远远不够的。自己去靠自己的知识和用课余时间去补课来挣一点钱，补贴家用，不管从那一方面来讲，这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将近用了20年的时间去读书，去培养自己的能力，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为 社会 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最终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不管你的报复有多么伟大，还是多么的狭小，首先得有责任感，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感。那么在这个 社会 上，没钱可真不行。
老师这个职业也就是培养下一代，它涉及不到顶尖的科学领域上，所以这个职业离不开家人，天天会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挣钱养家，教书育人就是他这一辈子的使命。挣得外快，正好符合了这种使命，所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不谈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合理与否，就来讨论一下这个细化问题： 假如存在“上课不讲，补课讲”的现象，那么在职老师给非本班本校学生有偿补课，是否杜绝了“上课不讲，补课讲”的现象？到底是否违规？ 在绝大多数家长的眼里，孩子补课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老师“上课不讲，补课讲”。
我相信不止题主有这种疑惑，我也曾感到很不理解：
既然怀疑“上课不讲，补课讲”，我不给我们班学生补课不就好了，我去培训机构兼职啊？ 或者去给不是本班本校的学生补课不行吗？这样就不存在“上课不讲，补课讲”的情况了。
后来，有一天在和某位家长闲聊的时候，不知不觉扯到这个话题，这位家长反问了我几个问题：
1、你去给其他班学生补课，其他班老师来你们班补课，有区别吗？
我一时语塞！是的，我去给非本校、本班的学生补课，那么那个学校的老师来给我学校学生补课，看似杜绝了“上课不讲，补课讲”的现象，实则不然，万一老师互相串通、高度合作呢？我把我们班“上课不讲”的留给补课老师，那个老师同样把他们班“上课不讲”的留给我，这么一来，真的没有区别！不要说我脑洞大开，这就是家长的思维，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2、你去培训机构兼职，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把我孩子旁敲侧击介绍过去呢？
去培训班兼职这个事，看起来很正常，大家都是工薪阶层，做个副业怎么了嘛？我又不认识培训班的学生，那里又没有我们班学生，只是多打份工而已，不可能“上课不讲，补课讲”啊！但是家长可能会这么想吗？怎么知道你不会忽悠我孩子去培训机构补课呢？且不论培训机构是否会打着公办教师亲自补课的幌子招生，随便一个学生在家长面前一提，第二天保证满城皆知，又给你扣上“上课不讲，补课讲”的帽子！
其实，在现实教育制度和 社会 大环境下，很多学生补课是一种刚需，也是很多父母的自发行为。他们的孩子需要更好的成绩去站到更高的地方，去博取比别人更美好的未来。 “上课不讲，补课讲”的老师毕竟极少数，不管存不存在这种现象，即使在职老师不补课，他们也会选择培训机构补课，而培训机构的师资整体上没有在职老师好，费用也往往比在职老师补课贵。
这样就形成了当今 社会 两大阵营： 支持在职老师有偿补课VS不支持在职老师有偿补课。 两大阵营的辩论永无宁日，因为两者思想不同，需求不同，经济实力不同。
我个人十分唾弃“上课不讲，补课讲”的老师，很不幸的是鄙人在高中时代踩到了这样的雷，该老师在课堂上直言要把我们上课没听懂的留到他的补习班讲！苦于没钱参加补课，最后该科高考成绩平平，至今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对于在职老师进行有偿补课，我不置可否，但我永远不会有偿补课。这个 社会 并不像我们脑海里想象的那么简单，相反的，要复杂得太多。与其去纠结我这么做那么做违不违规，倒不如直接斩断所有可能，保持一颗无私无畏之心，如此，泰山崩于前又怎样？
附：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
一、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二、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三、严禁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四、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五、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六、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教育法如何规定本人一概不知，本人作为一个局外人看到一些现象发表自已的看法，医生不知有没有规定，大多有医术的医生都在自己家或外面租房子在自已不上班时自珍自销药自己营利。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医生允许，老师也未尝不可？其它行业也是除了上班，还做其他生意或赚钱的事情，为何老师就违规呢？老师也没有领比其他行业特殊的津贴。
关键有三！别扯其他，第一，有不少学生的学习是需要拐棍的，不然走不稳也走不下去，咋办？第二，每个学生家庭成长环境，幼小期受教育背景，以及重视程度等导致学生成绩层次不齐，咋办？第三，只要应试教育还存在一天，补课现象就无法杜绝，只会更乱象，事实已说明！第四，过多干预和讨论校外补课耽误很多靠成绩改变命运的穷人一般人，真正重视孩子成绩的家庭依然舍得花钱给自己孩子课外充电加油永不停歇的。笔者觉得，只要应试教育还存在，就放开课外辅导补课，有需要就有存在，教委该把精力放在疏导和规范上。最后，上课不讲课后讲是个别人假想杜撰出来并被不断联想和放大出来的，在如今中国中小学教育管理构架里就不存在，也无法存在。去掉幻想，该吃吃，该喝喝，想取得好成绩，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得额外想招，必须的！
现在人们都把教师补课作为话题大加评论，而且纪检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还严查重处，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劳民伤财和兴师动众。因为老师是弱势群体，很辛苦且收入低，靠业余和休假时间给有需要的学生补补课，收点费用，确实无可厚非（强制学生补课者除外）。我们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现在唱歌的，唱戏的，各类演员哪个不比老师收入高出万倍。而老师付出的是血汗，而仅收一些有限的费用，带给学生的确是真知，为国家培养的是有用之才！相比之下，昭然若揭。另外，条件差的和有看法的你可以不去补课吗？不要看到人家靠辛勤劳动有点不起眼的收入，你就红毛眼乍！
现在很多人做这种事呀，只要你别明目张胆，不要生怕别人不知道，还是可以呀，又没有人专门到处去查有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就算有个别人知道了，不是在大街大巷公然补习，还是可以的，毕竟现在名义上是不可以做有偿家教，但大家还是马照跑舞照跳，没有人理会的。确实是有极少部分人因为担心没做，不过也没有看到巡捕房的人出动去抓人 ，广东话有个说法，宁让人知别让人见，在这说说就好了，就算你不是误导威逼自己的学生去补习，即使教自己的学生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很明确明确的告诉你，违规违规违规！
2015年6月29日，教育部以教师〔2015〕5号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该《规定》共6条。
一、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二、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三、严禁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四、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五、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六、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很明显，只要是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就是违反规定，不分地域，任何地方都不可以。
国家的目的就是要一刀切，不给任何人一点余地。
实际也只有如此，才有效果。
第一：教师人数众多，真不好管理。
就算现在一刀切，管理如此严格，可我们也知道，还有老师在办班，如果再松一点，估计办班的就更多了，怎么办？
第二:教师和学生之间真的不适合有利益关系。
只要有利益，老师对待学生就不可能很公平，如果区别对待学生，就是对其他学生最大的不公平。
另外一边收钱一边讲课确实也有损老师教书育人的形象。
第三：老师一贯的形象是清正廉洁，不能被破坏。
教师的形象不管是在电影电视上还是人们的心中，一贯是清正廉洁的。
老师中是没有富豪的，老师的工资从古至今都是能解决温饱而已。如果都补课了，都成有钱人了，那还是老师吗？
老师不能富，因为凭工资你是不可能富的。你有钱了，真的是太不正常了。
总之，国家就是不允许你补，那怕你理由再多。
我们这里因为补课已经处分了好几位教师了，以后的处分可能会更严厉。如果你是老师，就安分守己，不要触碰底线。
不甘贫困，就别做老师，做了老师，就要安于贫困！
有些人就是整天歪着屁眼找别人的事，不累吗？干点自己的事不行？干嘛总盯着别人？别人管你饭还是给你钱花？
不违规。教师是人，医生是人，其它行业的也是人。大家都可以利用闲暇时间挣钱。
从西周到明清时期的综合历史写不少于800字的读后感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
“始皇难题”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创立中央集权，是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他的改革无疑是开创性的，但既成功又失败，既有益又有害。
秦始皇扫除六国，使天下归一，威震四海。此时他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采用周朝确立起来的分封制，把征服的领土分给家人，包括兄弟、儿孙和亲戚等，并让他们世代相袭。但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国家，随着代际推移，亲情关系疏淡，各成独立王国，不但置天子于不顾，而且相互撕杀，天下永无宁日。其二，采用战国时期各国为更能有效地集中资源进行战争而开始建立起来的集权制。秦始皇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把全部领土划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由皇帝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官员都对皇帝负责，职位不能世袭。
秦始皇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普天之下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只有他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集中和调动全国资源，并有能力把一切反对势力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始皇帝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全面加强皇权安全，确保天下万世不替。对外，他南征百越，北却匈奴，修筑长城，消除外敌入侵的威胁；对内，消除造反隐患，收缴和销毁民间所有武器，使百姓再无反抗之力，对六国旧的统治者除了杀一批，就是大强迫他们大量迁徙到首都咸阳，置他们于朝廷的直接监视之下。使用严刑峻法对付犯上作乱、作奸犯科者。帝国政府还大力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在修长城之外，努力修建以帝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以利于迅速集散军队。他还夷平可能为反叛势力提供据守的军事要塞、工事、城墙、险阻。最后，通过焚书坑儒，将最有可能形成反叛思想的源头彻底根除。
帝国的一切部署、布置、准备，看起来周密细致，无隙可击：制度优越，国力雄厚，军事强大，强敌就范。皇帝毫不怀疑，千秋万代的基业已经奠定。
但是，再周密的计划，再挖空心思的设计，比起变幻莫测的世界来，都不过是挂一漏万。帝国政府在对未来和形势的种种研判中，肯定不会想到过大泽乡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更无人知晓，也没有兴趣知晓陈胜、吴广为何许人也。帝国建国的第12个年头，也就是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也就是二世元年，这里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陈胜、吴广两个农民带着900余人去今北京附近地区戍边，不想路上遇到暴雨，耽误了行程，按法律，这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的人都要被处死，于是他们抱着反正都是一死的想法起义暴动。这数百农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民，敲响了史上最强帝国的丧钟。各种力量乘机而起，不但六国的旧贵族纷纷起事，如楚国的世家子弟项梁率部参战，这支部队后来在项羽的指挥下成为一支最大的打击力量，而且体制内的势力也应声而起，地方基层小吏刘邦刘亭长率一帮囚犯起于沛县，杀死县令，开始打天下的事业。反叛武装很快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取胜。奇怪的是，不久前横扫六国、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帝国大军，仿佛已人间蒸发！命运沉浮，缘起缘灭，殊难预料。最煊赫的势力可能一朝垮台，而最不起眼的人物也可能横空出世，一切好象既是定数，又不可思议，既有悖常理，又实属必然。
刘亭长登上大位，国号汉，虽然仍然沿用了秦的郡县制，但他遇到了一个还将令今后的中国统治者始终纠结不已的两难问题：到底是血亲更能维系权力，还是用律法和利益连结起来的皇帝官员更能维系权力？二者各有利弊，无法协调。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此短命的前朝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成为汉初官方讨论的热门话题。文帝时的大才子贾谊在《过秦论》里认为秦乃亡于自己的暴政，但在刘邦看来，秦失其鹿，是由于在面临强大的反叛势力时没有血亲即同姓诸侯做中央的屏障。汉朝建国伊始，皇帝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那只不过是对战争中既成事实和有约在先的不得已承认。这些王占据王朝半壁江山的事实，使高祖如哽在喉。随后几年，皇帝使用各种招数基本摆平了异姓诸侯（让地处偏远、对刘氏江山不会产生威胁的长沙王继续保留其领地），将收回的大片土地分封同姓诸侯，并下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刘邦眼中，管理国家还是自家人最为可靠。儿子不会反老子，这是其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其二；其三，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天下，本来就应该由子孙享受。因此分封制对王朝保持着长久的吸引力，直到唐朝建国时，唐太宗还认真考虑过分封皇子和功臣的问题。
确保刘家人掌控了全部的国土，刘邦心中的石头也就落地，但这块石头很快又会回来，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回来了，即血亲成为帝国动荡和分裂的源头。刘邦死后，经文帝、景帝两朝，诸侯王和皇帝的亲属关系渐行渐远，地方同中央愈加疏远，中央对诸侯愈加难以驾御。当中央设法要削弱诸侯实力的时候，各诸侯也在力求加强自身的独立性，景帝的削藩行动终于激起了吴、楚等七国的联合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央集权才又逐步加强。
朝廷必须依靠代理人即官员对国家进行实际管理，官员掌握着王朝的各种实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国家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管理和控制官僚，使他们既是皇帝的好管理者，又是安份守己的朝廷忠臣，于是一边要约束他们不能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毁掉皇帝的江山社稷，一边又要给他们经济实惠和甜头，激励他们尽心为皇帝的江山服务。在高级官员相互制约方面，汉代的制度经过改革比秦更加缜密。丞相在签发和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御史大夫，或者朝廷同时任命左、右两位丞相。对地方官的监督办法，是在全国设立监督区，它的长官刺史独立行使职权，负责监察郡守等地方官。
即使是最成功的统治述也仅能收一时之效，现实中的新情况随时会使过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汉王朝还是死在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西汉政权被大将军王莽所颠覆，东汉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权力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内部危机，如宦官、外戚专权，以及黄巾军叛乱给它造成的强烈危机，完全打乱了既有秩序。董卓、吕布、袁术、袁绍，曹操，刘表，孙坚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员，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机会，或作乱于上，或起兵于下，割据一方，征战讨伐。野心与阴谋，出卖与背叛，一直是最高权力争夺战中的基础内容，而在王权失控和军阀混战时代就更是政治常态。
统治者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死局，无论是分封制——把国家直接交给自己的家人治理，还是集权制——把国家交给皇帝的代理人即官员负责具体治理，都不能解决政权万世不替的“始皇难题”。
晋室复辟分封制，速死。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同时也鉴于汉朝失败的经验，司马氏建立晋朝后对秦始皇体制进行了改造，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制，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晋建国仅21年后，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大混战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彼此毁灭，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进攻，王朝寿终正寝，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晋朝香火勉强得以延续。
隋朝采用集权制，也速死。晋朝的失败，使隋朝把制度的钟摆再一次调回到中央集权，撤郡并州的改革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混乱的局面，在权力牵制、军民分治、建立监察体系等方面全面学习汉朝的制度，但像秦帝国一样，隋帝国亦二世而亡。
自秦至清，统治集团为谋求万年江山的长治久安，一直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和财政赋税改革。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长了其统治时间都是个问题，有的改革与其说有利于统治，还不如说有害于统治。一个王朝可能有一百种死法，谁也不能事先预计它到底是以哪种方式结束自己。
秦始皇以为实现了中央集权，就能保证江山万世不易，但他对事情的考虑过于简单了。一统体制的确有利于集中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力，形成最大的打击力量，最无敌于天下，但这些太过表面，两千年中，它屡陷失败。力量和强大的假象欺骗了统治者。垄断政权所引起的挑战和风险太多太大，它完全不可持续。秦始皇给中国只是带来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非常成功的；但集权制并没有给他和他所有的衣钵传人带来他们想要的江山万世流传，也从来没有给帝国带来过稳定，相反造成周期性的动荡和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完全失败的。
致命的贪婪
腐败深化和统治权威的衰微是王朝危机的开始，通常也是改革的开始。王朝每次遇到危机时，最高统治者近乎本能地采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强化自己的权力。在帝国，官员的腐败是普遍的。从坏的方面看，腐败是官场的腐蚀剂，对帝国行政造成破坏，从好的方面看，它又是激励官员的手段。也就是说，腐败对于体制运转是一种必要，因而它不可能消除，但反腐却是皇帝挥向官员的利剑，特别是对于新继承大统的皇帝，反腐是他整肃大臣、扫除异己、为自己树立权威的极佳途径。但中国式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游戏，反腐过于较真，打击面太大，引起官员普遍反感，怕输；反腐动静太小，腐败日益猖獗，也怕输。正是由于必要的腐败存在，皇帝才一直可以反复运用反腐之剑。
中国围棋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极而言之，围棋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高手知道如何放弃，何时放弃，知道放弃和获取之间的交换，知道最大程度利用弃子的价值。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至，就是放弃的极至。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政治上把放弃的智慧发挥到极至的，非华盛顿莫属。英国古老的王室存续至今，也完全得益于它放弃的智慧。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弃绝对占有。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一直模仿秦始皇，但从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他们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近乎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政治比围棋当然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对手都在明处，双方都按照明确的规则博弈，彼此不会给对方造成不能承受的伤害。而专制政府中，政治却是一场毫无规则的游戏，出其不意，诡计和奇谋，在这里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对手通常都在暗处，即使在身边，他也可能浑然不觉，虽然也许隐约感觉到危险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险具体何在，这时，当然要做足种种准备应付可能的事变，结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领。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花大价钱、大力气修筑的政治、军事工事，有如法国耗费巨资建成的马其诺防线，虽固若金汤，却根本派不上用场，原来德国军队绕过了法国的防线，突然从法国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进。
统治的安全不取决于严防死守，而取决于对抗力量的发展。释放部分统治权力，是释放社会对抗性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历史上，凡在懂得放弃权力的地方都不会也没有发生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弃权力的，特别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必定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无穷的敌人
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政权面临的危险，可非常要命的事实是，统治者永远也不能准确判断危险来自何方。
政府必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范身边的危险，又要防范远处的危险；既要防止内乱颠覆，又要防止外敌入侵和吞并。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统治者又必须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没有选择。他们把国家当家业，而家业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但这份家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来就没有获得天下人的认可，毋宁说，它是一份无主的家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谁有占有它的实力。这样，中国政治的实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武力赌博，每一个政权既是这种赌博的结果，又必须参与下一场赌博。赢只是暂时的，输却是绝对的。再强大的政权，智力、财力、人力总是有限，可挑战、危险、敌人则无穷尽。以有限应对无限，顾于此，必失于彼，严于内，必疏于外，这就是所有独揽天下大权的统治集团永远没有安全、永远不会长久、改革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他们永远守不住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家业，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可以长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时，却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改革意在医治痼疾，却往往成为下一个危机的起点。
持续受到边境民族巨大压力的唐王朝，被迫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北边和西边边境地区建成的九大藩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能力，确实加强了应付外来挑战的力量，但不详的是，藩镇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远离中央、难以制约、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个个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演变为地方割据，决定性地改变了唐代的国内政治，动摇了王朝的权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训，后有自身发动兵变的经历，不但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更深知军队的危险性，为了严防于内，新政权刚刚安定就对军队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强化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武官的地位。减少了内患，却增加了外忧。有宋一代对外虚弱不堪，它在同北方辽、夏、金的军事斗争中屡吃败仗，割地赔款，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虏获，终其一生都受尽凌辱。
世人都只看到皇帝无比风光的一面，看到他们权力无边，享尽荣华富贵，当代电视剧极力渲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和浪漫生涯，人们便以为每个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还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淫威，蜀汉后主、南唐李后主都成了敌国的俘虏，汉献帝作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被反复劫持，以便后者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队伍包围京城之际让皇后贵妃自尽，又挥刀砍杀15岁的长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后自缢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胜枚举。不幸的皇帝各有各的不幸，他们中虽然有秦二世胡亥这样残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为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则不符合事实。刘禅与诸葛亮君臣融洽，可见既贤且识大体；崇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局良好。总的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无法逆转的，是形势所定，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国的失败。当明王朝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充满锐气的清军两面夹击时，已然无回天之力。王朝自兴盛而没落，所呈现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下的直线，而不是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中兴只是虚幻的假象，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出生或继承大位时，时局已经紧张，危机正在到来，不但社会显现乱象，朝廷内部也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始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危机。在特殊情况下（实际上屡见不鲜），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经过朝廷中主要实力派别的协商、斗争、甚至发动一场政变才能产生，而这可能只是随后更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序曲。皇帝位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和中枢，身不由己，大权旁落，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刻已经到来。
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开始于农民起义，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进坟墓，也是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农民起义一开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杀死官吏，即使没有对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胁，它也打开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势力此时乘机崛起，形成滚滚洪流扑向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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