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如何更为诚实地对接现实，是每一个作家都绕不过去的追问。 在此特殊时刻，这个话题显得不再抽象玄远，而是与每位文学工作者的感受与情绪息息相关。 今天分享《花城》杂志微信公众号推出的疫情下的沉默与思考系列访谈中，五位作家学者的回答。 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真诚的回应与思考。
（左）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等。
（下）马亿：青年作家，1992年生于湖北浠水，现居北京。
朱朝敏：
作家，湖北枝江人。著有《循环之水》《涉江》《山野虚构》《鱼尾裙》《万物无邪》等。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等文学作品，《土地的黄昏》等学术著作。
张执浩：
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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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让我们从1955年聊起吧，这一年40岁的罗兰·巴特批评了加缪，他认为《鼠疫》为反历史的伦理和政治孤立的态度奠定了基础。这样的批评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但关于文学作品如何更为诚实对接现实的问题，却是每一个作家都绕不过去的追问。经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您会用什么样的作品或者从哪些角度来回应现实？
梁鸿：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并不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并不一定是直接写了有关题材就是回应现实。直接的、当下的回应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发言，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就我而言，一方面，我还在继续我自己正在写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会思考这一现实与自己写作的关系，也许，有一天会直接写这一事件，这个不能确定，但是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思考一定会在作品中呈现出来。2月2号我在微博上写过一段话，也可以作为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吧：
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傍晚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
马亿：我是年前腊月二十六（1月20日）回的湖北黄冈老家，那时候我们本地基本没有进行任何的防护，然后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2月1日，黄冈跟着武汉的脚步也封城了。随着疫情的急剧恶化，作为一个还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人，当时确实有很多想说的话，于是从1月25日开始，我每天像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地开始写日记，记录身边的变化。除了日记之外，我还给自己开列了一个疫情启示录的文档，想要记录下自己的更多思考。到现在，日记已经写了十几篇了，而这份启示录却仍旧只有寥寥数语。在这种过于强烈的现实面前，发现自己那些不成熟的思考是多么多余和无力。这种亲历，跟在书本上得到的教育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灾难给人教育，死亡和爱。在藏语里有一个语境，叫看到别人的悲喜。看不到别人的悲喜是不对的，是无明。我们都是渺小的人，也许做不了什么，但是一定要看到。
我应该不会直接去写瘟疫本身，而是记住并且消化掉在这段时间自己和别人身上的诸多悲喜，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朱朝敏：我居住在湖北省下面的一个小城，属于疫区。武汉封城一天后，我们整个宜昌地区都封了城，居住区也被封闭，乡村也封了路。封印至今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封印之后的生活，与以往完全不同。而我前段时间一直咳嗽，在家隔离了整整十四天，好歹是虚惊一场，随后我参加了当地疫情管控的志愿者队伍，还以公务员的身份参加了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常有外省的朋友问我感受，一些杂志报刊也约我写写疫情下的生活，自然也提了一些要求。我就说，不是湖北人真的难以理解我们鄂人的心理，这里包含了异常复杂的感情，恐惧、悲痛、屈辱、忧虑、无奈、愤怒等等。这一个月来，心理积压了诸多感受，这些感受堵在心中不舒服，就要找出口排泄。
我的出口就是一只笔，从封城的首日开始记录，记录所见所闻所思。这场快要蔓延全球的灾难，它的缘起、扩散、管控，疫情下的个体生活，患者和健康人的对峙关系，病毒肆虐时卷起的心理恐惧狂潮，个体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灾难的反思……在我四十多年的生命体验中，从来没有如此密集芜杂的想法，汇集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冒出。而文学的本质不就是生命体验之说和心灵反思后的倾诉吗？有人问我，你不是真正的患者，也不是医务工作者，也不是管控的组织者，身临其境还差一公里，而离开了现场的记录是文学吗？我答：作为疫区的一员市民，我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护好自己，还保护好家人，这就是现场抗疫了。而文学不仅要在现场记录，还要观察和反思，文学也就与新闻区别开来了。故而，我的记录只是样本，等待疫情缓解道路解封的那天，它作为材料会在我手中重新组合，完成深度的叙述。我相信，作为文学人，我没有缺席，而要做真正的文学人，还有前提，先做新闻人——与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有区别，不是报道事件，而是记录事件中的细节，细节中的矛盾对峙和抗争救赎，这是每个作家都要努力的方向。
张柠：疫情凶猛，不知说什么好，首先要问候武汉和湖北的朋友们。近期一些跟瘟疫相关的文学作品重被提及。血的代价教育了我们，让许多人开始读懂那些风花雪月之外的严峻的现代文学，比如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加缪的《鼠疫》，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等。看来，并非素朴的、优雅的古典抒情不好，而是现实过于残酷。即使你不想介入，也必定会卷入，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无一幸免。你提到罗兰·巴特对加缪的批评，字面上看似乎是对的，但在具体情境之中却不一定。加缪在著名演讲《艺术家及其时代》中，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有极其睿智的阐述。他开篇就提到当代艺术的合法性问题：无视历史的苦难的艺术，就是谎言或者无病呻吟，安乐椅上的天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创造就是危险的创造，任何发表都是一种行动。
在现实的苦难面前，文艺家离开沉思默想的书斋，变成行动者，去分担一部分新闻记者的工作，包括采访、写作、传播。此刻，他们与其说是文艺家，不如说是公民。加缪对当代文艺面临的复杂情况也有所洞察，有些人对苦难视而不见，而另一些人则在利用和消费苦难，因此在艺术被否定的的同时，苦难也变得更为深重。所以他无奈地说：没有现实，艺术什么也不是；没有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上面这句话有点绕，那就慢慢去琢磨吧。我喜欢加缪这句话：艺术是对转瞬即逝的世界的抵抗，它给现实另一种形式，而现实则是艺术激动的源泉。
张执浩：我一直觉得经历和经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最好的写作者都是在书写他正在或曾经经受过的生活，因为这里面有他血肉模糊的个人生活，需要文学之光来照见和擦拭。但若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每个写作者对现实的处理与反应是不同的，譬如说海明威是显性的，他甚至跑进了战壕；而卡夫卡则是隐性的，战争的灾难表面上看来并不大于他的肺痨。但我们不能用一种伟大来反对另外一种伟大。文学的有效性就在于，那些伟大的作品总是能够阶段性地关照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悲剧命运总在重复上演，由此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循环印证，就构成了文学的经验，也是人类文明的经验。对于此刻深陷疫区的我来讲，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像千千万万普通市民一样，培育一种求生的信念和勇气。这话说起来容易，经受起来却不简单，因为作为写作者，你业已养成了把他人的不幸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习惯，所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更为痛彻心扉。而当活下去成了惟一的现实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高蹈的写作者最终也会现出原形来。在经历了封城的最初慌乱之后，这些日子我倒是做了不少笔记，我视这些片言只语为记录，算不上真正的作品，大概算是内心世界的应激反应吧。在这样的困境下，写作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疏导方式，至少能缓解我们无以排解的焦灼情绪，甚至还能给他人带去慰藉。但是我想，无论你怎么写，都应该秉持文学的基本尺度，这尺度中包含了我们人之为人的不甘、不舍，我们的怜悯、责罚，和同情之心，而具体到这次灾难，可能更应该呈示出人类的脆弱和生命的不堪一击，所谓始于称颂，止于怜惜，也许惟有这般惨痛的事实才能把我们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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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面对这次疫情，有些作家开玩笑说，最近搞荒诞文学的朋友太惨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写不过搞纪实文学的作家了。然后有科幻作家也回应说，科幻也搞不过，科幻死得透透的。那么，荒诞的笔法，先锋的精神，想象的狂欢，是否会在浩瀚的现实素材面前失去继续的意义？
梁鸿：不会。
马亿：我觉得完全不会，现实作为素材写进文学，都会成为抽象的现实。厉害的作家，总能通过巧妙艺术化的处理，让这种抽象的现实领先于真正的现实。
朱朝敏：不仅不会失去继续的意义，反而会获得更真实的材料和深刻独到的感悟，从而继续他们的思路写下去。口罩与嘴巴构成的现实矛盾，支撑起日常生活的荒诞不羁，足够荒诞派作家去写作。幽灵般潜伏在感染者体内的病毒不经意间传染他人，还会在专家失算的时间里再度攻击肉身，甚至在一个被治愈的康复者体内又死而复活，而今天，我们看见，那些从没与中国人接触的伊朗人、韩国人、印度人出现大量的感染者，你能说，这充满诡异气质的病毒没有冲击我们的想象？我曾经在头脑里模拟它的相貌，我给它模拟了无数的小翅膀和毒针。然而，这只是想象之一，也可能毫无新意。作为病毒本身，它代表新型的超验的杀手，在未来的世界里，它会演变异化出类型繁复毒性巨大的魔鬼，要人谈之色变。现在它教训了人类，而人类在深受其害中，必然会产生预警意识，会在防控方面提高科技水平和人类自我反省意识（如何与自然生灵和谐相处，包括人类自身的相处）。否则，终有一天，超验的杀手会将这个世界杀得片甲不留。这就是科幻的地界——人类和超验生灵之间的纠葛，人类的前途命运，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相悖相协……说到底，文学无论以如何的面目和派别出现，要想长成一棵葳蕤婆娑的大树，只有一个根基，那就是浩瀚的现实生活。
张柠：我2015年写过一篇文章，叫《纯文学的优势在哪里？》，仿佛就是针对你这个问题的。文章的起因，是白俄罗斯纪实文学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美国第73届科幻文学雨果奖，纯文学作家有些垂头丧气，我写文章为纯文学打气。有兴趣的可以读一下，网上能搜到。文学要么讲述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要么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前者是纪实文学的主要地盘，后者是科幻文学的主要地盘。当时我是这样写的：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文学，它来一个折衷，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历史使命感，又有奇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就叫纯文学？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形象，它既不是天上飞的鸟，也不是地面爬的兽，它就像兼具鸟兽特征的蝙蝠；它既不是生活在地面的用肺呼吸的动物，也不是生活在水下的用鳃呼吸的动物，它就像两栖动物中的蝾螈。相比而言，纪实文学就像一只离不开地面的兽，科幻文学则像一只无法着陆的鸟。文章中竟然出现了蝙蝠，我不敢再往下看了。......艺术家其实有点像古罗马的双面门神雅努斯，同时面对着过去和未来、地面和太空、真实和虚构、模仿和创造、绝望和希望。
张执浩：我在一篇短文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终于过上了只有在影视灾难大片中才能过上的生活，而且事实上也在身体力行地扮演着悲剧中的角色，但入戏的过程远比想象的简单。一个人身兼演员与看客的双重身份，一个人不停地摆脱自己的角色，去参与其他角色的生活，戏份在不断增加的同时，疲惫感也越来越重——这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剧情的走向并不会因此而翻转，只会有撑破之日。空旷的街道，冷清的门楣，萎靡的灯笼，沉默的嘴脸，被无限拉长的一天又一天，你不能说它是荒诞的，就像你无法想象这是真实的。在封城之初的那几天里，我真的有一种奇异的穿越感，感觉眼前发生的一切太不真实了。庞大的城市一夜之间彻底安静了下来，连鸟鸣声也变得极其古怪，视觉被局限后，听觉尤其敏感，呼吸声，心跳声、呜咽声……都清晰可闻，直到今天我还感觉不太适应。但这就是现实。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有预见性的，它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触须，总会比现实生活抢先抵达未来之境。无论是沉湎于现实生活里的写作，还是科幻写作，都要报丧人的气质，不断对我们的情感世界发出警示。人类的好日子过完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应视为我们时代的警示钟。在这样背景下的写作，写作者流露出来的不该是沾沾自喜的情貌，成功者的嘴脸，而应该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眸，对未来生活的忧心忡忡，更应该是对现实的精准把握。我有一种预感，此次灾难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现实与虚拟世界的间距会进一步缩小，科技的力量可能会更深入地切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文学原有的生态甚至形态都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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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苏珊·桑塔格曾说过：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新冠肺炎不能说是完全病因不明，但我们依然对它所知甚少。那么，在这样的疾病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怎么样的隐喻呢？文学作品是否要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关注人类的未来呢？
梁鸿：疾病从来不只是疾病，它与人类行为模式、社会观念、制度之间有着最为紧密和直接的关系，这一点，福柯在《性史》《疯癫与文明》《规则与惩罚》中有很多更为深入的论述。这次的肺炎可能更是如此，它最后发展成这样早已超出了疾病的物理范畴，而是社会病像的反映，其中每一层面的表现、每个人的遭遇及其遭遇面前的应对都能够反映出我们时代的制度特点、个人性和人性状态。
关注人类未来本来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母题。我们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反思人类并在反思中找寻人类的未来。
马亿：物理学中有一个现象叫做湮灭，当物质与它的反物质相遇时，会发生完全的物质-能量转换，产生光子等能量形式。湮灭一旦发生，正反物质的质量将全部转化为能量。而在反物质被科学家觉察之前，它也是不存在的，这种不存在恰恰是人类更深层次认识物质更多属性的一个窗口。
未被人类所认识和觉察的各种病菌还有很多很多，几乎可以说是无穷的。它们可以时时提醒着我们人类的渺小，对自然要充满敬畏之心。
文学作品的种类当然是越多越好，关注人类未来从来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表面上，这是人的天生的好奇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人对本身存在的好奇和想象。
朱朝敏：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是我经常翻阅的作品。现在的疫情下再来读，别有一番滋味。她说，任何一种被当为神秘之物而确实令人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有些绕口，大俗话来说，即：疾病，特别是严重的人类还找不到治愈方式的疾病（比如一些疑难杂症，似乎生病就是病人曾经堕落的证据），因为它带来的创伤、痛楚、无助令肉身不堪重负，还令人自感羞辱，于是，不免遭受世人误解，世人带着有色眼光看待患者，而患者被绑到道德的席位供人研判。背后的隐喻也显而易见，作为暂时健康的人，他们藉由暂时的幸运而获得研判权，一番打量后，他们的反应莫不是站在患者的对立面，要么旁观而窃窃发笑，要么铁般沉默因为毫无关己而无动于衷，要么唾沫飞溅指手画脚甚而怒骂，要么悲叹痛哭却无所洞见背后的真谛……
带有道德眼光的研判，已经偏离了疾病本身。如同健康一样，疾病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道德家的话语中，疾病被当作不自然的邪恶的存在，从而走向自然的对立面，被视作敌人和需要消灭的对象。于是，我们经常听见，抗击疫情打赢这场战争将疫情消灭干净……
这种人为的对峙下拉出的矛盾，是一种社会分化，也反映了现代文明对于暂时寄身命运低谷的人肤浅而阴郁的态度。而大规模的传染病不再是一个医学事件，它转化成一个文学事件和一个道德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事件，是一面照见自己、他人和当下、未来的镜子。人类的束手无策，显示出科技暂时落后于疾病的传播速度，已经在预警观察者（如作家、科研工作者、社会学家）对于未来的重视。文学作为历史的备忘录，它怎么能缺席？对于未来，文学的关注，与其说是在想像虚幻人类前景，不如说是预设生命的未来走向。
张柠：苏珊·桑塔格不懂医学，但她因患癌症而久病成医，所言庶几不离医道。我则是真的不懂医学，只能是卮言曼衍，随心所欲。桑塔格大概是说，肺结核是一种19世纪疾病，细菌主要是攻击上半身的肺部，患者发病的时候会特别亢奋，还双颊潮红，气喘吁吁（其征兆带有性隐喻色彩），在没有发明相应的杀菌药物之前，肺结核是绝症，俗称痨病，无药可医，只能到瑞士或意大利温泉山区去疗养（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讲的就是这类故事），所以，它属于贵族病，它还喜欢侵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如贵族少女林黛玉，比如好莱坞影星费雯丽。肺结核还被视之为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灵魂病，它具有时间性的特征。与之相反，作为20世纪疾病的癌症，则带有空间性的特征，它不是细菌病，而是一种细胞分裂和增生异常的肉体病，带有现代主义风格。它在空间上急剧扩张、无序增生。癌细胞攻击的不是某个器官，而是身体的任何部位，特别是下半身的前列腺、结肠、膀胱、直肠、子宫等隐秘部位。所以，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就会采用一种彻底抑制增生的治疗术，那就是切除（对性隐喻的抑制）。可见，灵魂过剩和肉欲过剩，都会出现病变。21世纪疾病的艾滋病更古怪，它大概是兼具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疾病，它将肺部疾病的浪漫主义、梅毒和淋病的现世主义、癌症的现代主义集于一身。它是对灵魂、肉体、社会的三重冒险的打击和阻止。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它将中世纪的鼠疫、19世纪的肺结核、20世纪的癌症结合在一起。它行踪诡异，表情异常，神秘莫测。它的社会表征是中世纪鼠疫式的，它的生理表征是19世纪肺病式的，它的病理机制或许是20世纪癌症式的？目前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同时采用杀菌、消毒、吸氧等不同世代的方法都无济于事。如今，我们只能采用最古老的方法来对付它，那就是中世纪的囚禁法。
张执浩：很多人对这场灾难的特殊性其实并不了解，只是笼统地将新冠病毒视为与战争或地震类似的灾害，忽略了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就我们目前看到的资料和我眼见的实际情况，这次病毒在传染强度和凶险性方面都超过了以往，而且潜伏期长，特别狡猾，因此灭门事件在武汉发生了很多起。由疾病带来的恐慌与管理上的无序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前期，各种乱象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安，真是城里的人想出去（躲瘟疫），城外的人想进来（因为在外面无处安身）。外界所看到的武汉或湖北乱象，其实也深刻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乱象，只不过正好死神把标签贴在这里而已。但文学最终还是要从纷乱中找回自己的声音，回到人性上来发出人之为人的尊严之声。这次疫情蔓延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世道人心，至少我个人感觉很悲凉。一方面是医务工作者直面死神的勇气，无数爱心人士的点滴恩情，另一方面呢，各种难以想象的卑劣行径却四处上演，而且比以往哪一次灾难都更烈更甚。疾病只是检验我们社会世相的一张试纸，在测试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各种人道主义危机在蔓延。所以，桑塔格的隐喻论指向的是人类精神层面上的残疾，我们可以承受刮骨疗伤，但实在承受不了病入膏肓。好莱坞许多大片确实有警世意义，但相比这次的武汉疫情，我感觉还是显得单调、程式化了一些，我当然期待我们能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代价太大了，太惨烈，该怎样创作出与之匹配的作品，真的值得我们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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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疾病既包含身体的疾病，也有心理的疾病；个人可能患上疾病，群体也可能患上疾病。疾病这种现象始终伴随着人类，也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比如刚才提到的《鼠疫》，还有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毛姆的《面纱》等等；在电影中，传染病常常被作为一个科幻元素和恐怖元素而存在。然而，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直面瘟疫的描写似乎不多？在您的阅读中，有哪些作品涉及疾病或瘟疫，让您印象深刻？
梁鸿：现在没有，将来有一天肯定会有。如此广大的悲剧，如此深刻的痛苦，不会被遗忘掉的。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对抗遗忘。
马亿：胡发云《如焉@sars.come》，迟子建《白雪乌鸦》，刘震云《温故1942》。
朱朝敏：我经常阅读的有关疾病的作品就是加缪的《鼠疫》和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部长篇小说，一部哲学作品。但两者均给我带来阅读的快感。《鼠疫》里，里厄医生忠于职守，一直奔赴在救治病人的前线，他理智客观，又悲天悯人，他不寄希望于上帝和未来，只是恪守他的信念——对付瘟疫的唯一办法就是诚挚，而诚挚就是做好自己。而他的妻子临死前也没能见上里厄医生一面。还有一个志愿者格鲁，他热心善良，成立了防疫志愿组织来抗疫，最终染病身亡。而今天，里厄医生和志愿者格鲁就在我们身边。加缪借他们之口说出瘟疫横行的缘由：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有力地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为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为经常的动力。
《疾病的隐喻》带给我的几乎是精神的启蒙。关于身体、关于疾病、关于女性心理、关于社会和未来……她告诉世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这两本书带给我最直白的启示就是：在一场波及到大众的流行病面前，没有谁是幸运者，大家都是患者。
张柠：印象最深的是《失明症漫记》，有一种从地狱里经过的感觉。
张执浩：没有太多关注国内近年创作的这类题材作品，也许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算是一部吧，还有池莉的《霍乱之乱》，但我知道《聊斋》里面有过类似的故事。当代中国文学似乎不太擅长处理这类题材，缺乏把生存困境转化成人性图景的能力，其实就是一种直面人性的罪与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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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十七年前的非典您有哪些记忆吗？两次灾难分别给您带来什么感想？
梁鸿：非典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当时是住在学校宿舍，同学在食堂、走廊见面突然有些警惕，觉得很不自然。在学校封闭前，我去了西藏拉萨，是早就定好的行程，当时，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是从灾区去的，后来等情势好之后才有人对我说起，其实对我还是有所担心的。所以，这次新冠肺炎，我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连定好去参加柏林电影节的行程最后一刻也取消了，因为担心让别人担心。
如果说非典还因为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灾难而有些懵懂的话，那这一次，就是愤怒居多了。当看到医生发现病毒人传人上报而被训诫时，那种愤怒是无以言表的。因为这样的官本位思想和模式，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人遭受痛苦，那么多家庭流离失所，这是不能被原谅的，也是一定要真正反思的。
马亿：因为非典的时候我还太小，最深的记忆就是板蓝根和盐卖脱销了。还有在我们小学的门口， 每天都有值班老师守着好几大桶消毒水，进校门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排着队洗手消毒，以及教室里面那弥漫了好久的消毒水气味。
而这次的灾难，因为我们黄冈市处于灾难的正中心，那种突如其来的慌张，和可以感知到的很多人的真实的绝望，都会促使自己不断对现实进行反问，以及思考。这些肯定都是我们一生都不会遗忘的记忆。这是一场战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战争。
朱朝敏：十七年前非典横行时，我在一所高中教书，是班主任，每天在教室里点燃酒精炉子烧醋消毒，而后在办公室里烧，再回家烧。那时，我的身上有一股浓烈的醋味。深入骨髓的醋味令我反胃恶心，却奈何不得。我记得，我的女儿那时才两岁，有次晚上发烧，我们吓坏了，抱着她去医院看病，那天深夜下雨，雨水哗啦，我和老公骑着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带起的雨水将我们的脚和小腿都打湿了。女儿是感冒发烧，挂了几天点滴，恢复了健康。从那时起，我深刻地认识到，身体发烧不见得是感冒之类的小病。大概到五月，我们那里才结束防疫，好歹，我的家人和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学生全都没有感染，现在想来，真是感谢上苍的眷顾。
十七年后的今天，新冠肺炎病毒横行，而且我们湖北是首发区和重灾区，封城封村。但是，每天都能看见，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在短短的几天就离开人世，而且有不少是家破人亡。一家人明明好好地，却突然间就被病毒感染再撒手而去。也不晓得，这个正月哭过多少次了。这不是矫情，而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心理，说到底，还是恐惧——如果病毒席卷到自己的家人，自己一家人能有几分幸运？这样大面积的感染，其实早些时间做出提醒和防控，能够避免许多悲剧。古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救人可以，总不至于去……杀人是要下地狱的。也不知那些人，看见那么多死去的人是如何的心理，会有一丝负罪感吗？
最后想说的是，灾难教训了我们，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长长记性，希望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张柠：17年前非典时期，我还在广州。事情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恐惧的印象。记忆中我没带过口罩，托人从香港买来的昂贵的达菲也没吃。到河北师大开一个叫文学与时尚的研讨会，我说，你们开什么时尚会议呢？今年最时尚的是sars，你们这里有吗？我一回广州，石家庄就时尚起来了。一天，四岁的儿子感冒发烧，不敢去医院，一怕传染，二怕抓去隔离。那时候天河区的药房很少，我半夜打出租车去老城区北京路一带买药，但药店都关门了，便有些着急。第二天上午，求一位医生朋友帮忙，偷偷地到医院开了药，打了点滴，接着去淘金路一家餐馆吃饭，下午三个人就上白云山去玩去了。就这样瞧热闹似的，非典事件就过去了。这一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一次有恐惧感。因为病因至今不明，医生们都在说怪哉怪哉！一会儿说粪口传播，一会儿说气溶胶传播，现在又有人戏说屁溶胶传播，弄得人心惶惶。如果早一点将疫情公诸于众，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被动。对于管理者而言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要战胜疫情必须尊重科学，信息公开透明是防止疫情蔓延的重要前提。
张执浩：2003年非典爆发的那年春天，我在湖北长阳闭关写作，而且当年武汉和湖北也不是疫情重灾区，所以，不像这回体验得这样深刻。从本质来讲，这两次灾难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的版本又上演了一回，不过这次是升级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强度更大，毕竟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了，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性，自媒体的传播力加剧了灾情的影响力，使得这次疫情的复杂性远比当年。但无论怎样辩解，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悲剧性的命运，依然没有学会尊重自然，依然是一群健忘者。我想，如果我们经过此疫，还是没有学会改造社会更新生活的能力，类似的灾难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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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里，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给我们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或者随意谈谈您身边的某个人。
梁鸿：一方面，每天都在痛苦的深渊行走，泪眼模糊到连字都无法看清楚，仅仅只是旁观，就已经无法承受，那身在其中的人又该是怎样无助，很难想像；另一方面，每天都在替自己的沉默找借口，但是，羞耻感仍然无法去除。我想，这是我们作为旁观而沉默的一群都有的思绪吧。我希望，有一天，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把这种沉默，和沉默内部的羞耻疾病写出来。
马亿：在黄冈刚封城，人心最慌乱的某天下午，我家斜对面突然停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上下来好几个穿着全套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进入了这户人家。很快就出现了流言，那家里的女主人早就被拉去医院隔离了。消息一出，更多关于这个女人的消息都拼凑过来，说这个女人去年年底在武汉做缝纫工，在武汉就已经感冒发烧了多天一直没好；说对面的女人是腊月二十二从武汉回来的，腊月二十六我们街道上还办了一场酒席，好多人都跟这个女人有接触，比如我爸，他还正好是跟这个女人坐在同桌的；说直到腊月二十九，这个女人还参加了一场牌局，我家隔壁的人就参与了这场牌局……众多的消息和细节涌过来，拼图一块一块展露出来，再次加剧了我们的慌张。然而最终，这个女人只是疑似病例，并没有确诊，只是疑似病例。
朱朝敏：说两个人吧。都是雨水这个节气日，他们上演了逃亡故事。一个是我值守小区里的田姓老人，他曾遭遇过车祸，脑袋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疫情下，他被关在院子里，出不来，那可是要他的命。那天下午，他跑出来了，怎么跑出来的？旁边工商所院门是用一个链条锁锁上的，大小门之间留出一个手指长的隙缝。天知道，他是怎样从那窄小的隙缝里跑出来的？还没有戴口罩。于是，我就找他去，还请了警车，结果在一个工厂门前找到他。他在干嘛？他正在一棵大树下仰头看什么。看见我们，兴奋地说：快来看哈，有只大喜鹊在叫，有好事情要来了。
还有一个偷渡长江的男人。雨水节气那天，气温果然升高，被滞留在城区二十多天的男人就想回家了，家在长江对面的孤岛上。他谋划回家之路，晚上横渡长江游回家。晚上八点钟下水，游了一会，感觉水温太低，而且体力严重不支，便拿出密封袋里的手机报警……终于，两个小时后，在两公里以外的一个水域被警察救起。男人说，我只想回家。
关于雨水这个节气，还是古文说得好：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所以古人常说，雨水节气后，鸿雁归草木萌动。
张柠：眼下，除武汉和湖北之外，北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家附近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小西天的某小区，北师大家属区，都有病例。仿佛自己站在明处，四处暗藏着凶恶的敌人，有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出小区的大门，好在北京的物资供应还算充足，快递可以送到小区门口。现在，只期盼伟大的医护工作者（愿李文亮医生安息！）尽快控制疫情。下周要在虚拟的世界里开学，我通过社交软件开设两门课，一门专业必修课《原典阅读与研究》，一门全校公选课文学创作与分析方法。正在指导两个本科生科研兴趣小组申报国家大学生创新课题和疫情时期专项课题。还有我家的钟点工黄菊花（化名），隔三差五地来电话问候我们。其实她很焦虑，在家坐不住。她服务的那家原本主要接待外国游客的旅社，大约已经濒临倒闭，停发了她工资。她说在家坐吃山空，还得继续还贷！她在长三角打工的儿子，初几就出门去上班，结果被撵回了老家。她更着急。她说她想回北京，又怕隔离观察，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她租住的地下室没有暖气。我只能劝她，安心在家呆着，此外能说什么呢……
张执浩：我有一个亲密的兄弟，一向乐观开朗，封城的前天晚上还在强烈邀请我去他家坐一坐，后来我就戴口罩去了，毕竟年底了，兄弟们还是想聚一聚。我一直提醒说大家要注意啊注意啊，但危险没有来到身边时，人们总是以为它是传说。结果，几天之后他的父母感冒了，又过了几天，确诊说是冠状病毒感染了。我们四处找人想把老人送进医院，终于在元宵节的头一天送进去了，结果第二天父亲就没了，又过了两天母亲也没了。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兄弟连最后瞅一眼父母的机会都没有，而为了不让远在外地的孩子担心，我们至今还保守着这个秘密。我兄弟在电话中一次次捶胸顿足，我现在时常一闭眼就看见两位老人的身影在眼前晃来晃去……唉，真是哀莫大焉。在这次灾难中，这样的灭门之事不知道有多少，我想等到封城结束之日，殡仪馆、公墓区不知有多少断肠人……
微信编辑：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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