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老人相继住院怎么办]养老院里的老年生活：只是“活着”，只为“取暖”

不久前，这份《贫困地区中中老年人自杀未遂的人类学科学研究》让许多人愤慨。科学研究辨认出，贫困地区老人家自杀未遂现象已经严重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老人家之所以自杀未遂，除了生存艰难、疾病接踵而来，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友情。

我们注重普及教育，却很少考虑怎样走向生命的起点。每个人日复一日一辈子，忙完了组织工作忙家庭，忙完了儿子忙侄子。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达28%的苏州市启东县，四五十岁的老人家，绝大多数还在打工、做家务活。当她们老得不能动的时候，最渴望的是有兄弟二人在身边看护，可现实中环境因素，却让许多老人家不得不走进养老保险机构，完成使命人生最后的旅途。在这儿，她们能获得足够的关爱和照料吗？

在启东一间敬老院，78岁的老人家洪秀芬在看电视。Kendujhar 摄

敬老院，在这儿活著

我国贫困地区的县区，普遍都有敬老院，领养对象主要是低保户老人家。但事实上许多敬老院并不是安度晚年的地方，很多老人家而已在这儿活著。

启东全区有37家敬老院，位于城乡结合部的鱼行敬老院是其中的一间，目前领养着82名低保户老人家。

近日，本报记者驾车走进这家由原鱼行镇政府办公大楼改建的敬老院。刚进三间房，几位在院子里悠闲地的老人家疑惑地缓缓的了一下，便转过头去，又各自整天了。

房子很老，但很宽大。一楼、一楼被改建成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内有空调、电视。偌大的顶楼，是值班人员的办公室。老人家们大多在房间里睡觉、玩游戏，也有老人家围坐一起打图版。见有人来，老人家们似受惊吓的兔子般，抬头看看，见无异常，便又低头忙自己的事。但本报记者等一等看去，辨认出她们其实并没有忙什么。整个垃圾箱里很安静，静得让人惊慌失措。

院长陈可泉以为我们是检查组织工作的，向本报记者展示了这份《出售安全菜协议书》。原来，5月23日，外省一敬老院因在市场上购买了有毒蔬菜，导致70多名老人家出现中毒症状。陈可泉要求菜市场里的售菜人肖明清做出承诺：若出现类似事故，售菜科紫麻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和相关刑事责任。

82名低保户老人家，只有7名值班人员，无论如何关爱和照料，仅买菜做饭，就占去了值班人员大部分时间。伙食还是不错的，每天中午都能保证四菜一汤，食堂还尽量变着花样做。陈可泉说。当天中午的伙食，的确不错：茄子夹肉、炒豇豆、蛋丝拌凉粉、南美白对虾，还有丝瓜蛋汤。这些老人家的费用，都是政府给的，我们只要把钱花好就行。陈可泉说。

中午11点30分，吃饭的铃声响了。老人家们从各自房间走向食堂，依旧静悄悄的。值班人员已经把菜摆放在桌上，老人家们只要打好饭，按照桌上标好的名单坐下就餐即可。

食堂很大，10张四方桌，七八十位老人家共同就餐，竟然没有什么声音。只有悬在屋顶的电风扇，嗡嗡地转着。别人在想什么？饭菜香不香？还有谁没来吃？老人家们好像对任何事都不在意，也没有交流的欲望，她们而已机械地吃着。

显然，这是家条件不错的敬老院，但旁观的本报记者，只觉得一种莫名的压抑。在这儿，没有友情、没有友情，甚至没有任何感情交流。她们，仅仅是活著，没有任何活力。

中老年公寓，在这儿生火

喂、喂、喂……83岁的缪金武试着麦克风，各位来宾，各位老人家好！喂……

尽管戴着助听器，缪金武依旧听不清麦克风里的声音。其实，麦克风的开关并未打开。看着他那认真样，团坐的三十多名老人家善意地笑着，既像看热闹，又像在给他鼓劲。其实，她们并不在意音响好坏，也不在意节目精彩与否，她们只图这每周一次的热闹团聚。

缪金武和这些老人家一样，都是启东县宾山中老年公寓中的一员。30多名老人家中，最小的63岁，最大的已93岁。每周五上午，中老年公寓都会组织一次集体活动，或者外出散步，或者在公寓里才艺表演。当天因为下雨，她们便团坐在活动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唱唱歌，说说话，发整天。

第一首，缪金武唱的是《国际歌》。他挥舞着右手，希望其他老人家们站起来和他一起唱，因为这是首红歌。有些老人家配合着站起来应和，不方便站起来的人，也会心地笑着，还不时下意识地咂吧咂吧嘴。

缪金武并不在意有多少人响应。第一首唱完，便是第二首——京剧《打虎上山》。如此高亢的曲调，岂是83岁的老人家唱得？两句没唱完，便开唱第三首民歌《拔根的芦柴花》……

体力毕竟有限，加上其他老人家也想表演，三首歌唱完，缪金武满意地落座。紧跟着上场的是79岁的张克飞，他要为大家朗诵自己创作的文章——《夕阳感悟》。

张克飞曾是一所小学的校长，颇有文采。因为患慢性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担心住在家里遇突发情况抢救不及时，便主动要求住到中老年公寓来，因为这儿医养结合，有一定的抢救能力。

我们老人家，在时间上是又富有、又贫穷。平时没事可做，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时间没地方花。但我们最缺少的还是时间，因为生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克飞总结得很有哲理。

老人家们都像孩子，得哄着她们。宾山中老年公寓兼康复医院院长袁晔华说，这些老人家，都是子女无法照料才送来的。其实，她们非常希望受到关注，但在家里，晚辈往往无暇顾及。在这儿，老人家们可以相互关注、相互生火，我们也能为她们搭建平台展示才华。

才艺表演间隙，康复医院副院长张军教老人家们做简单的康复操——梳头、揉鼻子、提肛等。做操期间，仍有老人家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过来凑热闹。我们在这些老人家眼里，还是细伢儿，她们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但在生活方面，我们又是她们的‘妈妈’。60多岁的张军说。

中老年公寓明显比敬老院多了些生机。相比那些因子女不孝，只能孤独终老家中或亡于医院的老人家而言，住在中老年公寓里的老人家无疑得到了更多的关爱和照料。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些关爱和照料，肯定可望而不可即。

托老所，在这儿乐活

在启东，住不了敬老院又住不起中老年公寓的老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去处——社会热心人士办的托老所。这些托老所，入住条件不高，随时可来，随时可走，类似于托儿所。

大豫镇丁家店村的姜步英托老所，是启东目前最大的托老所，领养了46名老人家，最大的已经95岁。看到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家里的老人家给钱也没人愿意照应，就想办家托老所。58岁的姜步英皮肤黑黝黝的，典型的贫困地区妇女。前两年她与丈夫季文进投资80万元，在自己住宅周围盖起了多间平房，先后布置了80余张养老保险床位。这儿的收费只有中老年公寓的一半，最低每月800元，全护理的每月也只有1800元。

办了托老所后，夫妻俩就再也没消停过，还从外面招了6个人。每天晚上，夫妻俩都坚持查房，半夜里有个风吹草动，就拿着大电筒到处照。为节省开支，季文进白天还打理两亩多地，种植各类果蔬。他饲养的几十只鸡鸭，和承包的一个鱼塘，也为托老所节省了许多费用。

姜步英托老所接收三类老人家：生活能自理或半自理的、不能自理的、精神障碍患者。只要不是传染病或癌症，我都收，因为这些老人家实在无处可去。姜步英说。

在托老所的餐厅兼活动室里，二三十位老人家或坐在一起打牌，或看报纸玩游戏，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牌桌周围人气最旺，桌上散放着一些硬币。小来来的游戏，让老人家们从中找到了点小刺激，所以玩得很起劲，围观者也很专注。

本报记者现场可以感受到，这儿老人家的心态，明显好过敬老院甚至养老保险公寓里的老人家。见本报记者采访，她们还很友善地微笑搭讪。尽管语言不通，但能感受到她们过得安逸，活得满足。

题外话：托老所能否转正

并非商人，本是农民。姜步英和爱人季文进对这些老人家特别有感情，挣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维持运转。我和丈夫每月也就1800元工资，打工也比这个多，还少操心。但看到墙上挂着的19面锦旗，姜步英心里总是暖暖的，那是她和丈夫的收益，再多的钱也买不来。

谈起刚刚离世的季元英，季文进忍不住落泪。非亲非故的季元英住托老所快两年了，一直认季文进为干儿子。她总是叫我宝贝，我也叫她姥娘，只为她心里有个依靠。季文进说，老人家一直心衰，在托老所靠救心丸抢救了4次，最后一次，实在抢救不过来了，才让她的大侄子接回家，不到10天就去世了。

开张两年以来，已有10多名老人家相继离世，不断耗费着夫妻俩的心血和感情，她们看上去明显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但让姜步英和丈夫更难过的，是至今无法申请执照，连个合法的身份也没有。没有执照，心里就没底，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不知道儿女将来能不能接手。姜步英对此非常纠结。

正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托老所紧缺桌椅、活动器械等，却无法接受社会的捐赠。启东合并了许多学校，很多学校的桌椅即使堆在仓库里烂掉，也不能捐赠给我们，因为无法履行捐赠手续，送给我们，就是资产的流失。

本报记者辨认出，姜步英托老所里的桌椅，全是杂牌军，都是各农户家里废弃的八仙桌、条凳，而搭建的简易房也根本无法通过消防审核。另有3名精神病老人家，只能被铁锁锁在屋里，让她们活著是夫妻俩的心愿。不过，本报记者暗暗担心，一旦发生意外，真不知夫妻俩如何承担这个责任。

敬老院太压抑，中老年公寓有点贵，介于两者之间的托老所，似乎更适合贫困地区老人家。不知相关部门能不能给它一个合法的身份？同时对其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运作，为老人家们提供一个温暖安全的家？（本报记者 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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